黑白屋電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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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屋電影工作室是實體工作室(黑巨傳播)

公司原本登記在台北

台中目前在找合適的工作地方

如有要事  請留下聯絡方式  我們再與你聯絡  謝謝! 

黑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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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們是台中女中廣播研究社
(我們名為廣播研究社，但實質上走大眾傳播路線)
請問一下這是個實體電影工作室嗎?
如果是的話地點有在台中嗎?
我們是想請老師教一些拍片的技巧
例如採光或攝影之類的技巧

Dear各位:

新年快樂健康,事事如意,創作豐收!

黑白屋

【隱藏日記本】和【烏山頭之愛】

不久前在台中萬代福看了一部很好看的法國電影【隱藏日記本】,影片中三代母女的選角和表現令人動容，凱塞琳丹尼芙依舊是我心目中完美的演技派演員。飾演她的美麗母親話雖不多，但眼神和表情很難讓人不動心，至於第三代的孫女，雖燃不是清秀或美艷型，但演出十分稱職，除了自己面臨的身心壓力和狀況之外，由於她無意間闖入祖母露易莎私密的空間: 廚房不為人注意的角落，也讓一樁潛藏的往事得以曝露出來。編劇和導演對於劇情的抽絲剝繭、佐以精簡的對白、時空交錯的剪接，和最後簡潔的推論，更見本片的隱涵的深沈力量和對於女性無言消失的真相探索後所呈現的震憾！

 去年在這裏同樣看了一部彼德。布魯克很好的電影【摩訶波羅多】，對於影片中印度王國權力更迭的曲折歷史和人性複雜細膩的刻劃，融合了劇場和史詩的魔幻風格，更呈現在編劇洞悉人性和歷史背景後，對於「英雄」、「宿命」、「禁忌」、「超越」等議題的捕捉，幾部彼德。布魯克電影的放映，讓人重溫在戲院看電影的感動和喜悅！ 

昨天在南藝音像大樓旁邊的露天劇場看了關於八田與一故事改編的劇場演出：

【烏山頭之愛】，敘述日本年輕工程師八田與一和台灣人共同建造的烏山頭水庫的堅辛過程，對於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過程，以及日本、台灣、希拉雅文化的交流，透過人物之間的對話，再次見證了好的劇本和內容，可以打動週圍冷漠的環境和觀眾匆忙的心，男女主角的演出十分亮眼，雖然有些演員因缺乏演出經驗不足略顯生澀，技術部份仍有改進的空間，但南藝的第一個劇團「斑芝花劇團」的初次演出，特別是年輕演員用平常不太熟練的台語表達對地方的情感，傳達那個時代的氛圍，有此成績仍屬難得。推動劇團後面的人，後面支持的機構和力量，包括地方民眾、戲劇總監、製片、編劇、導演、演員、技術和藝術人員都很努力，且不分族群、南北、階層， 觀眾有機會回到那個有點遙遠但又不陌生的時空， 令人感到烏山頭的水，的確是靈感和行動之源，希望看到更多內容紮實的戲劇作品和優秀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出現。

---Yushan

記憶、書寫、影像、再現            

 文:黃玉珊                                                                                        

去年看了近年來出品的國片，發現一個現象，大部分作品多是出自導演本身的經驗，或聽來的故事，或是和歷史情境相關的題材。其中有關記憶、書寫(包括打字上網)的作品成分也佔了不少篇幅，這種趨勢和台灣影視環境的特色及變化不無關係。這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自覺，一方面是全球在地化的實踐；台北之於台灣等於是全球化之下大都會的縮影，所以在一些刻劃青春成長，或是城鄉價值差異的影片主題，透過影像媒介的塑造，ㄧ群默默無名的小人物奮力向上成功的過程，特別可以獲得觀眾的共鳴和認同。

台灣電影自從1980年代末期「悲情城市」得到國際肯定之後，就被定位成比較屬於藝術範疇的影片生產地區。二OOㄧ年，ㄧ份加拿大的電影藝術雜誌如是說，台灣是全世界生產藝術電影地區的第三名。在這段期間，新聞局輔導金獎勵的影片，也是以人文、藝術、性別議題為探討表現重點的居多。侯孝賢的「悲情三部曲」，或王童的「台灣三部曲」，以及萬仁、吳念真所拍攝的關於台灣歷史和家族自傳式題材的作品和挖掘，也一直是台灣電影的表現重點和特色。在電影中探討台灣人的歷史位置，自身認同的問題，ㄧ直是台灣電影的精神要素。          

這條線索可以上溯自黃建業對台灣新電影時期所觀察的主題：「成長」和「社會變遷」。到了解嚴以後的九十年代，筆者認為是轉向更深遠的歷史情境和身分認同的探討，以及是用何種方式、何種角度來切入內容的再現。

因此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電影在進入WTO的衝擊以及影音數位化的轉型之後， 面對新興媒體的興起，紀錄片的蔚成風氣、跨國資本的形成、性別議題的白熱化(女性題材、同志題材的拍攝)，以及獨立製片的發展，劇情片又從多重價值的論述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路線。

本文擬從台灣電影前幾年的低迷氣氛中到去年年底的「國片復興年」引起的熱潮出發，從劇本(題材)的編寫談起，來看台灣電影在這方面的思考方向和形成軌跡，  並以這五年來的觀察做為敘述主體。首先以台灣進入WTO 這年做為楔子。 二OO三年台灣備受注目的一部電影是七年級導演陳映蓉的「十七歲的天空」，此片捧紅了楊祐寧，接下來是哥倫比亞亞洲投資的「雙瞳」，為國片走向跨國合作  繼「臥虎藏龍」之後再創票房和口碑佳績，前者是以小博大；後者是跨國資金和人才的充分運用，但兩種發展模式之前都已有脈絡可尋。

二戰年代消逝的敘事與記憶

文◎黃玉珊

　　鍾肇政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之一，高中時期看過鍾先生的譯作，對其精湛的日文造詣和文學筆觸印象深刻。大學時代開始看他的小說，但並未大量閱讀。有次跟著 姊姊去龍潭鍾先生家參加文友聚會，那時自己年少懵懂，但觀看長輩作家之間的談笑風生，暗自心儀於文友之間的真情流露，至今仍如昨日。或許是因為喜好文藝的 姊姊在多年的筆耕成績下，前輩作家對我也有一種提攜後進的期許和信任。因此多年後，自己能夠有機會改編鍾先生的小說，透過影像來告訴觀眾關於台灣人的情感 和歷史、痛苦和歡樂，備覺珍惜這樣的拍攝機會，並希望藉此讓作品更深入文學和影像的肌理。

《插天山之歌》緣起於鍾肇政紀錄片

　　《插天山之歌》是從一部受桃園縣文化局委託拍攝的紀錄片《鍾肇政文學路》開始的；拍攝時覺得在紀錄片中只呈現局部戲劇情節並不滿足，於是決定擴大拍攝成完整的劇情，再來考慮如何剪接成最後受託的紀錄片。結果就是《插天山之歌》和《鍾肇政文學路》的誕生。

　　感謝工作人員和桃園縣文化局的協助，我們在時間、經費和人力非常有限的狀況下，完成了幾乎不可能的拍攝作業。拍攝劇情片時，嚴格考驗獨立製片在有限的資源 下，對題材、內容、敘事的掌握和調度能力，但大夥兒們拍攝時的精神卻亢奮無比，即使在寒冬的溪流山谷中，拍片的意志一直很堅強。雖然在發行上缺少資源和專 業經驗，但如今看來，卻有「那美好的戰役 我們已經打過」的強烈感受。

《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試圖解開謎團

　　《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是2005年的作品。拍這部影片，是因為一直想把在南部這段時間，對於影像的思考和記憶做一個整理。
《南方紀事》的前身是《池東紀事》，影片完成後改為《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最初也是起自一個紀錄劇情片的構想，剛開始從大綱到分場，前前後後就寫了好幾 版。如果要再推遠一些，早在大學時代，曾聽三叔提起，已逝台南畫家謝國鏞先生家中後院的防空洞，藏著一些二叔黃清呈的雕刻作品。於是我就像影片中的琇琇一 樣，從台北跑到台南尋找，看到的卻是已經填平的謝家後院，回來之後，寫了一篇小說《防空洞裏的偶像》，在一個文學雜誌發表，算是初次尋找歷史的具體經驗。 但是防空洞裏所藏何物，這個謎卻依然無法解開。多年後，拍攝《南方紀事》時，發現自己就是在試圖解開長久以來隱藏在心中的謎團。

嘗試詮釋那個時代的青春、熱情與追尋

　　巧合的是，拍完《南方紀事》，再拍《插天山之歌》時，發現兩者的交集竟是「高千穗丸事件」。不論是《南方紀事》中真實的黃清呈，或是《插天山之歌》中半自 傳的鍾老身影陸志鑲，都經歷過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爭。而戰爭使得一些花樣年華、滿腔才情的年輕人，在將展翅高飛時，卻因不可逃避的現實，生命或止於瞬間，或步上長途跋涉的逃亡旅程，尋找生存的庇護和精神上的原鄉；但，多少人為此付出代價，生活依然處於恐懼、壓抑、惆悵、遺憾而無法釋懷。

　　我在劇情片中嘗試詮釋那個時代青年的青春、熱情與追尋；也藉此反映戰爭對個人命運的撥弄和殘酷。而在紀錄片中，我有機會留下活著的人對於那個消逝年代的心 聲和看法，會驚覺我們這一代以及下一代對於歷史的陌生，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事物等待挖掘、了解與詮釋。因此，更覺得歷史爬梳和思考、行動的一致性與迫切 性，這樣的探索與生活節奏合一，且深深為她所吸引。

從小蘭紀事到真情狂愛                               黃玉珊

　　潛藏著叛逆因子，又不為家人了解的小蘭，終於離家出走，邁向五光十色的城市，涉入充滿誘惑、謊言、暴力的成人世界......

　　一部電影的誕生，必須凝聚很多人的情感經驗，專業知識和毅力。

　　《真情狂愛》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部電影。從最初從慈濟接觸到小蘭的故事，到籌拍過程中得到台影公司的支持，乃至於影片拍攝完成後，藉助於許多熱心 的朋友，以及藝文界媒體、市政府、勵馨基金會等個個單位的協助，才能順利和觀眾見面。而除了在銀幕上所呈現的影像和文字之外，卻還有更多留在記憶和內心的 影像和情感是我無法在電影畫面上呈現的。甚至因為長時間工作的情緒累積，有時候還會出現類似失憶的徵狀，在準備上片事務和填寫著一封封邀請函時，一些顏面 和事務又在混亂中一一浮現。《真情狂愛》的故事是先從陳美羿老師刊在慈濟月刊的一篇關於小蘭的文章開始，而經過陳若曦的第一稿劇本，湯以白導播對劇本的建 議，寫成第二稿的「小蘭紀事」比較著重在主角人物內心所受到的宗教啟發，而到了最後的拍攝版本，則是由年輕編劇何昕明和我重新討論，融合了兩年前我個人拍 社會邊緣青少年紀錄片《新歌家族》的感觸而成的作品。

　　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每天不斷發生著青少年犯罪的驚人案例，我接觸到其他輟學生，自閉青少年的一些特殊案例，感到這個充滿誘惑、陷阱、暴力的社會， 其實對不斷升高的青少年犯罪比例，也該負起最大的責任。雖然拍片對自己而言，最初是基於對電影的興趣和理想，但也背負著一些社會責任。然而到了劇本完成， 遇到實際的資金籌措問題，以及如何將真人真事改編成普遍共同的成長經驗，甚至於希望藉此引起觀眾的思考和關懷時，如何去實踐影像本身的特質，就成了最大的 挑戰，因此，完成的電影作品，或許在人物的刻畫和情節安排和小蘭的客觀真實故事有些距離，但我仍然是抱著對情感和精神的忠實態度去創作的。如今電影要面對 觀眾時，回想起和工作人員從籌備階段一路走過來的痕跡，從淡水的茶室，到台中暗巷情調的捕捉，在到基隆山上一所國中的勘景和選角，都充滿了豐富的記憶。而 小蘭遺留人間的日記、書信，對父母弟妹充滿諒解和回饋的話語也不時縈繞在我心中。可是在影片中，我卻無法一一道盡，卻想留些空白讓觀眾自己去思考、探觸。 記得在第一次試片後，曾經輔導陳愛蘭的慈濟委員陳美羿老師對我說：「你替小蘭完成了她的心願」。是嗎？其實是大家一起來幫小蘭完成她的心願，以她的故事作 為借鑑，期望能對現在的年輕人有所啟發。

　　從拍攝到完成，心中常浮現一個在黑暗中拿著鑰匙，欲啟開光門的孤獨身影小蘭。回憶起那個寂靜的深夜，我們在台影文化城拍攝劇中的一場高潮戲，當白天的人潮 遠去，蟬聲引導劇中人物走進甬道幻境，漆黑的水道打了光之後產生的倒影，加上小蘭對仙人掌的獨白囈語，呈現了她對知音的渴望，而兩個朋友在互吐心聲之後， 成為莫逆之交，也因此後來朋友的離去，對她產生了莫大的衝擊，而那一夜，劇組的工作人員在水道內打光，徹夜不眠的拍攝，欣悅中冒著受傷危險的景象，也恍如 影片的另一幕，在記憶中深嵌不去。

　　潛藏著叛逆因子，又不為家人了解的小蘭，終於離家出走，邁向五光十色的城市，涉入充滿誘惑、謊言、暴力的成人世界。這段有如探險的旅程，身體與靈魂不時在 交戰掙扎，神的指引像暗夜中的一盞燈，但多數時候惡魔總是覬覦以待。從失落到墮落，年輕的生命恣意綻放和揮霍，但喧嘩之後卻是內心深處無法填補的寂寞與不安。

　　在影片中我嘗試去呈現小蘭對愛和溫暖的渴求，對比她被家人、學校拋棄的落寞，影片中有全知觀點，也有小蘭第一人稱的獨白觀點，藉此襯托她外表和內心兩種截 然不同的衝突情境，因此在寫實表演之外也融合了劇場的象徵手法來呈現人物的心境。場景的選擇和光影的設計也在這樣的構思下盡情發揮，並試圖打破劇情、紀 錄、劇場的既定形式，創造出另類影像敘事的語言。而演員也必須隨著選擇的場景，在表演上自我激發，也因此常帶出令人驚喜的創意表現。

　　在影片中出現的社會底層人物、酒女、司機、老鴇、賣花女、泊車小弟、豆漿店老闆娘，構築成我們生活環境的縮影。透過生活在黑夜中的人群、流動的情慾，人與 人之間的供需要求，來反應台灣現階段發展的畸形現象，在校園的一場特映會上，老師和同學們提出了對於影片和輟學青少年次文化的不同看法，對於編導及製作 群，則是嘗試透過小蘭這個人物的經歷，記錄下這個時代人們生長的環境，記憶和情感。在小蘭生命不同階段中出現的女性，有不同的生命樣態，女人與女人，女人 與男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從家庭中的爭寵，校園的相知相惜，乃至社會中的義氣與背叛，在影片中有多種角度的刻畫。

　　劇中的事件安排及坎坷遭遇，或許對成長中的小孩略顯沈重，但這是我們生活在此環境的人，不能迴避的現實真相。希望影片中的傷痛和吶喊，能引起大家的重視和關懷。

　　我們周遭還有千萬個小蘭，她們的聲音，需要我們用心及時間去傾聽和瞭解。

                                          （《真情狂愛》導演黃玉珊，發表於自由副刊/1998）